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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微观调控？
【内容提要】：
为什么要微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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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
中国经济当前的过度繁荣现象，再次提示并显露出一个原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土地、资金以及人民币的定价方面的严重扭曲。它们既是我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走向过度繁荣的根源。
大约在1993~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在宏观总量上经历了10年的大体平衡。而2003年之后，再度出现以“过度繁荣”（或叫“过热”）为特征的失衡苗头，从而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宏观平衡能力的担忧。
“热”从何起？
在中国，消费需求基本上维持正常的增长水平，没有大起大落的毛病，但投资需求不然，每一次的经济过热都是投资需求膨胀的结果。投资需求在中国几乎全部是依靠银行的信贷来实现的。
过去我们说，投资过热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可是中国经济改革了27年，为什么它至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呢？
从这一轮出现严重投资过热的部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为特征的投资，以及与房地产开发直接关联或派生出来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为最热。
房地产和开发区的投资为什么这么热呢？在我看来，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需求的增长，首先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批租这个手段“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土地的行政征收和批租成了过度投资需求产生的根本源泉。而又因为土地是“便宜货”，它成了政府和企业投资需求最初形成的根源。
由于土地极其廉价，在很多地方开发区那里，政府甚至是将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投资者，这就等于投资者还没有投资就赚了大钱，更不用说那些瞄准了看涨的产品和行业的投资了。如此，投资能不“过度”吗？
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加速城市化的阶段。其实，这个说法是一个同义语反复的“套套逻辑”，他们是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本身来说明城市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增长下去，就能带来高速的城市化吗？很显然是错误的。
其实，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中国虽然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价格都先后放开了，但土地和资金依然没有市场化，从而它们的价格也就不真实。土地和资金价格的扭曲是因为这两个稀缺的要素至今仍然是政府所有和控制的。以市场的眼光来衡量，当地方政府还拥有、控制和直接影响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它们的投资就没有面临真实的成本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投资的需求就必然是“超常的”和“过度的”。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不难理解，地方和企业投资的过度需求，同时也与利率（即资金的价格）被扭曲，不反映资金的真实价格直接相关。迄今为止，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定价的目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还迟迟没有加快推进。同时，已经习惯了利率管制的国有银行也对利率的市场化缺乏经验和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和获得土地一样，似乎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商业银行“惜贷”了这么久之后，今天敢于这么大胆“放贷”了呢？
从银行方面来讲，第一，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和“惜贷”之后，银行在消化呆坏账、充实资本金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有了显著的“长进”，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5%的水平上大大下降，这意味着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大大改善；第二，这些年来，商业银行降低呆账率的“运动”在实际上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的动机（所谓扩大信贷分母的运动）；第三，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数量催生较快，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我们现在有11家股份制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政策银行和4万多家信用社等，它们的商业意识更强，无疑配合了信贷规模的扩张过程。
再进一步看货币的供给。人民币的汇价在1994年以后变成了事实上的固定价，使人民币也变成廉价的了，这就使中国的加工贸易获得惊人的增长和扩张，国际收支上持续累积庞大的盈余，出现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要知道，平衡是早晚的事，只要你不改变人民币的定价机制，外部的失衡必然要通过冲击内部经济的平衡来恢复。这就在信贷上配合了国内投资的过度扩张。
早期阅读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的文献，在对计划型经济和市场型经济的认识中，有“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的对应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计划型经济总是出现过度的投资，只有“资源”才能约束这种投资的增长。其实，计划型经济之所以是“资源约束”的经济，正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要素资源的价格（土地和资金）因为国有制而被歪曲了，它们变成了最廉价、从而也就最容易被过度利用的资源了。
总之，中国经济当前的过度繁荣现象，再次提示并显露出一个原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土地、资金以及人民币的定价方面的严重扭曲。由于这些 “参数”的真实价格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它们既是我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走向过度繁荣的根源。
为什么还是微观调控？
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国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往往根据通货膨胀的预期来提高利率。这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或在欧美国家几乎是常识。但是，与以往一样，我们在这次和上一次经济过度繁荣的时候，对宏观经济的治理政策往往带有明显的微观性质。
2004年4~5月间，当断定我们的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时候，我们没有决定提高利率。此后几个月里，中央政府集中实施了针对宏观过热的调控和治理政策，但基本上是先靠了道义劝说、后集中实施行政干预和对地方官员实施直接管理才让地方投资的轮子慢了下来。正因为如此，在这个调控过程中，相对于“发改委”、“银监会”和“国土资源部”，“央行”的角色总显得比较有限。
这次也一样。从进入4月份开始，中国经济是否再次出现过度繁荣的迹象又成为海内外财经人士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起因是，中国前3个月的GDP增长了10.2%，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超过了20%。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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