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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怎样到孔先生？
【内容提要】：
从孔子怎样到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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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熊培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democracy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不久前，当北大教授张颐武主张“要像善待孔子一样善待章子怡”、“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时，立刻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除了成都某家媒体率“国人”以讨伐，在网上同样引起无数谩骂。应当说，孔子与章子怡，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逝者一生者，时代际遇也各不相同，硬是要将两人放到一起PK，比比谁更伟大，着实是给公众出了道难题。不过，这对于我们重新梳理孔子之于中国的意义，也不失为一良机。
“多选题”还是“是非题”？
不可否认的是，近2000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世纪初，当人们意识到“孔先生”误人子弟时，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了中国大课堂。
当然，与此同时，孔子也成了中国没落的替罪羊。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吾民对吾国历史应该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彼时已经出离愤怒的“国人”纷纷拿孔子“泄公愤”，以为只要彻底否定了孔子，便可以拉直中国人的脊梁，孔子因此“由神而鬼”，经历两重天。当然，这种善恶两分的极端主义在近年来又开始抬头。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人渐渐恢复了信心。当“敢为天下先”的才子佳人们积极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时，“敢为儒学后”的文人学士同样大张旗鼓地搞“复兴儒教运动”，要为孔子“封圣”。于是，“尊孔”还是“废孔”，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
然而，笔者以为以上这些争论都没有谈到问题的最紧要处。众所周知，国学并非只有儒学，孔子也不是中国价值的唯一生产者与引领者。所以，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 “是非题”。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应该学会的是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牵强附会地全盘肯定或全盘打倒。
“十佳青年”孔子
孔子的一生，是积极有为的一生，是自我实现的一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奔走呼号，试图通过道德重建人的价值与社会秩序，知其不可而为之，着实是件了不起的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远在春秋时期，孔子和被诛杀的少正卯一样，不过是“十佳”或“百佳青年”中的一个，是那个时代的“青年领袖”之一。至于几百年后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兽性的事情，虽然并非孔子所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成圣”是怎样一种勾当。所以，从这方面说，如果我们真心尊重孔子和他的一生，就要把孔子从这种勾当中解放出来，把孔子当人看，而不是继续“封圣”，重蹈覆辙。
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只有真心寻找失落的记忆，才有可能立足过去再造文明。从这方面说，应该把孔子的思想纳入中国文化体系，而不是反其道行之把中国文化纳入孔子的思想体系。换言之，如果把民族思想比作仓库，孔子思想不过是储藏其中的工具或产品，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改造它，而不是膜拜它。任何主义和思想，就像是锄头，都是援手可用的工具。它应该是被握在手中用来开辟道路的，而不是堆积于面前用来阻塞交通的。
“半吊子人的传统”
有人总结出一个“神州悖论”：中国自称“神州”，然而却没有“神”。关于这一点，笔者并不赞成。从传统上讲，西方似乎只有天上的神（上帝），而中国不但有天上的神（玉皇大帝）、地下的神（阎王），而且还造出了无数地上的神（天子）。所以，中国并不缺少“神鬼传统”。事实上，中国最缺的恰恰不是“神的传统”，而是“人的传统”，目前中国最需要建立的也正是这种“人的传统”。
应该说，2000年前，孔子便已经着手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孔子志存高远，希望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孔子提倡“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此种种，都关乎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同样，孔子的思想中也并不缺少开放的观念。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主张“文化下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此而聚徒讲学，首创中国私学。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至今为人所赞美，究其原因，就在于孔子打破了此前“学在官府”的特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孔子所建立的不过是个“半吊子人的传统”。
孔子把维护奴隶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概括“礼”、“乐”，所谓“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恢复和巩固西周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所谓“民兴于仁”。但是，在春秋时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峡谷里游目骋怀，不难发现，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霞光之下，每个人都在赶自己的路。然而，在孔子眼里，那种失去等级之分的场面显然过于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
从这方面说，孔子只看到了这个转型时代的乱象，却没有看到乱象之下的蓬勃生机，或者说，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事实上，先秦时期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正是拜“礼崩乐坏”之所赐。正是在这个“让公田长草”的时代，在这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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